一个山西老人的“非遗”情:传播非遗是自己的职责

2012年9月3日,中国文化报在非遗专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董文达撰写的《雄狮登天塔,勃发志昂昂》一文。该文以凝练、简洁的文字,记叙了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的天塔狮舞领军人李登山,发掘整理、革故鼎新,使这一地方民俗,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不凡经历。文章发表后,在当地引起了广泛影响。

作者董文达是一位年长71岁的山西省工商学校的退休教师,临汾市民盟盟员。退休以来,他以宣传“非遗”为己业,为民族文化遗产传承鼓与呼,在各级报刊、网络发表了150余篇文章。同时,作为民盟盟员,他不遗余力地为非遗保护建言献策,有的被临汾政协社情民意采用;有的刊登在山西农民报上;还有的被省两会作为提案。山西日报记者的一篇人物故事,使他成为全省闻名的“非遗”老人。

非遗成为晚年的新选择

2007年,董文达离开了他工作了几十年的校园,步入了夕阳红的大军。怎样度过后半生?是像大多数老人一样,在家含饴弄孙、打扑克、下棋、溜弯儿,还是继续发挥余热,为社会贡献。一次回乡探亲,深深地触动了他。

那年春节,他去看舅舅,问起了住在前院翼城琴书老艺人李香玉的情况,舅舅说:“已经走了”。老董的心里沉甸甸的,脑海里浮现出他小时候过年走舅舅家,也总要到李香玉老人那里拜年,老人总是为他说上几段琴书段子的情景。董文达当时就萌生过一个念头,把老人说过的书整理出来,那该多有意义啊。原想在退休后实现这个愿望,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在县文化局,他给ip问起了一些老艺人的状况,得到的全是满满的遗憾。“一个民间艺人的逝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他决心在后半辈子只做一件事,为文化遗产列传,为非遗传人列传,为唤起全社会重视、保护、传播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信心、自觉性而尽一点力量。

由于从未受过系统新闻业务培训,董文达对新闻是一窍不通。他六十岁再当小学生,借来了大学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啃了起来。遵照毛主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导,先从阅读报纸开始学习。“想来想去还是山西师范大学的报刊数量最多,在那里应该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每天下午,董文达都会步行前往山西师大图书馆拿起报纸细细研读,对于一些好的文章还要摘抄下来。“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碰上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许多知识。”凭着锲而不舍的劲头,董文达从一个“门外汉”短时间内成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写作能手。

董文达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聚焦到襄汾天塔狮舞“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登山身上。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也为了真实再现该项目保护传承中的艰辛,他先乘公交车到达襄汾县城,然后步行5公里来到陶寺村,几次往返才掌握了令人满意的写作素材。经过几天时间的写作和修改,他的第一篇稿件先后在《中国文化报》《山西广播电视报》《临汾日报》上刊登。看着自己辛苦的劳动成果变成文章发表,董文达由衷地感到幸福和满足。

在与襄汾县文化馆接触过程中,董文达发现该县古城镇京安村有位农民名叫刘润恩,50个春秋“躬耕”于民间文学,整理出版了《大能人解士美》《七十二呆》《张良的传说》《魔法故事》等10余本民间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当地的奇闻轶事,在民间流传数百年,他被刘润恩抢救民间文学的精神所感动,白天随同刘润恩走村串户收集故事,晚上促膝而谈,深入这位70多岁老人的内心世界。不久,长篇通讯《民间文学的护花神——刘润恩》新鲜出炉。

在民间挖掘素材

董文达的家乡翼城县,素以“唐尧故地”、“晋国之源”而著称于世,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这里有着几十种传统文化遗产,翼城花鼓最为著名,相传兴于唐初,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对于早已闻名遐迩、多次见著报端的翼城花鼓,在宣传上如何出新,从新的角度进行挖掘,董文达多次利用节假日回乡探亲等时间,拜访相关方面的人士,查阅县志资料,探索花鼓历史渊源,深入花鼓传统浓厚的村庄座谈,从中筛选新闻角度。他发现,以往有关翼城花鼓的宣传,都集中在花鼓技巧、曲牌、历史沿革等方面,而对花鼓的具体传承人及其脉络略显粗糙,于是,他决定写一写翼城花鼓的传承人。那时,翼城花鼓的最后一位传承人是城关镇杨家庄的杨作梁,他生于1938年,少年时即拜本村花鼓30余代传人杨生汉为师,学得了其全部花鼓精华,并以独创《三鼓朝阳》鼓段闻名乡里。2008年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董文达找到杨作梁的亲属多次深谈,光采访就记下了1万余字,写作时正值盛夏,酷热难当,一周时间中,他三次重写,终于成稿。

这篇题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稿件刊登在《翼城史志》上。史志办的工作人员讲,这是全县唯一一篇有关翼城花鼓传承人的详细记载。2010年,杨作梁的去世,令董文达想到了许多,他意识到目前花鼓传承人多数年事已高,其掌握的花鼓传统技巧面临人亡艺绝的危险现实,如何从老艺人那里挽救花鼓原始资料就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为此,他又及时总结了翼城县委、县政府如何站在文化立县的高度,把花鼓保护列入全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一系列有效做法,以《翼城花鼓走出了保护非遗的好路子》一稿,发表在2011年11月的《临汾日报》上,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翼城电视台专门对董文达进行了采访,制作、播出了他宣传非遗的电视节目。县委宣传部多次授予他优秀通讯员称号,两次获得优秀新闻作品奖。

甘做“非遗”宣传员

十年来,董文达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唤起整个社会传承保护非遗的文化自信,奋力前行。他除了在报刊上和网络上撰写各类宣传非遗的文稿之外,还把议政建言做为宣传非遗的一项重要的职责,不断向各级政府建言献策,呼吁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重视“非遗”保护工作。

2010年,董文达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对临汾市加强和改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提出了建议。针对一些地方领导对“非遗”重视不足,认识不到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不少地方财政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对非遗的保护只停留在计划上,柜子里,挽救意识不强,“非遗”面临人亡艺绝的局面;非遗学术研究队伍薄弱,理论研究更尝未提上议事日程等状况,他提出了“领导要从战略意义上高度重视非遗”,”加大对非遗保护经费投入”,“建立‘非遗’研究基地,加大保护力度”三方面提出了改进措施。建议以醒目的位置刊登在临汾日报上,他在文中满怀激情地说,临汾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蕴藏着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之多位列全省第一,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是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见证,我们身处此地,对祖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有什么理由让它流失?随后,董文达又来到临汾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了解到临汾市的“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在全省位居前列,但也遇到了不少具体的困难和问题,像人员编制少、经费不够用、“非遗”保护基础设施落后,保护宣传滞后等,他知道这虽然是一项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满腔热忱地揭示了现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不久,临汾市政协刊物《社情民意》刊登了他的署名建议文章。

2010年,翼城花鼓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作梁去世后,董文达深感保护“非遗”传承人的重要性,挥笔疾书,写出了《浅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一文,提出应大力培养中青年“非遗”传承人,决不能断了“香火”。在临汾日报进行了报道。

2015年,董文达在《山西日报》看到了省文化厅领导谈山西非遗现状的一篇材料,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他撰写了《我省非遗保护要加把劲》的文章,从“加大濒危项目的保护力度”、“加快传承人队伍建设的力度”、“形成科学的工作机制”、“保证非遗保护经费的投入”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此文刊登在《山西农民报》2016年6月14日,“民声·监督”专版,多家网媒予以转发。

这些年来,为了非遗的传承和传播,老董贴上时间,贴上精力,贴上钱财,把传承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只要有利于非遗的事,就努力去做。

每年6月的“文化遗产日”成了他最盛大的节日,他身披“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绶带和非遗中心的工作人员、非遗传承人一起走向街头向广大群众分发宣传材料,普及非遗保护知识,唤起整个社会保护非遗的意识。

临汾蒲剧院到北京演出,他主动联系中国文化报非遗专版李静记者和王学思记者,请她们为古老的蒲州梆子鼓与呼。在采访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李静记者委托王学思记者对临汾蒲剧院进行了专访,不久一篇宣传晋南蒲州梆子的文章就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上。至今,说起李记者和王记者对临汾非遗项目的支持,老人的眼里扔满含着泪花。

十年来,董文达倾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人事迹,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2013年1月10日,《临汾日报》以“晚霞在‘非遗’中灿烂”;2013年1月17日,《山西日报》以“‘非遗’老人董文达”;2015年11月12日,《临汾晚报》以“古稀老人董文达,为‘非遗’保护鼓与呼”为题,报道了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几十家网络进行了转载。

说起未来,老人爽朗地笑了。“小车不倒只管推,后半辈子就交给非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