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问:父亲与我

徐开垒在新华路寓所与儿子徐问、孙子徐承棠合影

父亲徐开垒虽然离开我们六年了,每每想起他对我的好,仍黯然神伤。人世间最揪心的事情,是他走了,我却记得他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最伤感的事,是等我明白了他的眷眷之意,他却走了。父亲对我的养育教诲之恩,萦绕心际,历历在目……

记得父亲最早给我买书,是在我小学一年级下学期。他带着我到南京路新华书店帮我亲选三本:《西汉故事》《东汉故事》《银河漫游》。每逢星期天,只要没采访任务,父亲都会给我们讲书中故事,他讲得神采飞扬,抑扬顿挫,再加上自由发挥,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父亲讲到动情处如岳飞被秦桧害死,我们会为之流下眼泪。他先挑一本书中的几个精彩片段讲,等我们对故事的前因后果感兴趣了,却戛然而止,让我们迫不及待自觉去读书。《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便是在我小学三年级读完的。继而,他又给我介绍了不少外国书籍,诸如 《基督山伯爵》《牛虻》《居里夫人》《爱的教育》等等,它们伴我读完了小学。我如今也习惯了像父亲一样,一有空就去逛新华书店,每一次都收获满满,还经常把许多书空运到美国。喜欢读书,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65年徐问10岁时与父亲合影

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在我读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一天,父亲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要记日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下班回家再晚,也要天天检查我的日记。有一天我贪玩,忘记记日记就睡了,父亲把我从被窝里拖出来,说写好再睡。从此我再也没落下过日记。父亲常常给我的日记打分、写评语,改正错别字和语法错误。有个暑假,我几乎天天重复报流水账,写来写去不是“吃妈妈买来的西瓜”,就是“和邻居同学下棋”。父亲的评语是,徐问小朋友,你最近的日记天天写吃西瓜和下棋,有什么意义?能不能写点有意义的事情?

“文革”期间批判读书做官论,把知识分子批成“臭老九”。私下里父亲则对我说,要学好中文,打好中文基础,背一些古文很重要。当时学校里都在停课闹革命,父亲却找出他年轻时用过的 《古文观止选读》,让我背诵柳宗元的《五柳先生》《捕蛇者说》,欧阳修的 《醉翁亭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师说》《杂说四》,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刘基的《卖柑者言》等等,为我空虚的少年时代填进一些充实的光亮。

 徐问与父母亲合影

除了在学业上是我的启蒙老师,生活上父亲对我们的关怀和影响也是细致入微的。小时候早餐是吃粥,待母亲烧好盛到碗里,我们急着上学,常吃得肠子都觉得烫,也易得胃病。父亲就教我们,吃粥要先吃表面,再喝四周,然后吃中间,一层吃好再吃下面一层。按这个次序喝粥,果然感觉不那么烫了,同时节省了时间。又比如过马路,父亲要我们左看右看,如果身边有停靠车辆挡住视线,则一定要先将头探出去看,再过马路。他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比安全更重要的事情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教会我们一些生活细节,希望我们一生都能养成良好习惯。

当然,对于做好生活中的小事,向来严谨的父亲是身体力行的。尽管家里藏书多,他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他的书橱里,每一本书都有固定的位置。他去世后我们整理遗物,发现书桌抽屉的每一层都异常干净整洁,最让人惊叹的,是他集纳了从他幼年到去世前的上万张照片。从135、120相机到后来的傻瓜相机,他拍了巨量照片,使用的照相簿则有30多本,按黑白、彩色、年代、工作、亲友、家人等类别排列,每一张照片都被妥妥地安插在不同相簿里,每张后面都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地,左边是谁,中间是谁,右边是谁。

父亲的作品手稿,除了《巴金传》等已捐出外,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看着方格子里清秀的字体,我们心中油然而生的是敬佩,更难忘父亲写作时的一幕幕。父亲从66岁起应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开始撰写54万字的 《巴金传》,历时四年。那时家里没有空调,冬天里,他半夜两三点钟便起床,穿着厚棉袄和棉鞋伏案写作;夏天则摇着蒲扇,汗流浃背趴在桌前,汗水常常把稿纸打湿。

 徐开垒与巴金先生合影

我小时候兴趣广泛,喜欢“折腾”。父亲对我的爱好却总是给予无条件支持。读小学时我喜欢集邮,每天晚上盼着父亲回家,他再忙也不会忘记将寄给自己的信封上已盖过戳的邮票剪下带给我;我对做船模产生了兴趣,父亲就慷慨解囊,让我到南京西路船模店买材料回家组装;我又对做木工活来了兴致,他就买锯子、刨子,让我用它们做出此生中唯一一只木箱子,多少年来这只箱子一直被父亲保管着,舍不得丢掉……尽管我“花样”不断,兴趣多又易变,有时候颇有点离谱,但父亲义无反顾做我的后盾。记得有一次我被单位选派去当了一次陪审员,因感触良多、心血来潮,写下一篇一万字短篇小说《陪审员》,父亲便鼓励我把它投给筹备中的《宁波文艺》杂志社,未料想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尽管略有遗憾地把我的名字错刊成了“徐向”,但这毕竟是我唯一一篇公开发表过的小说。

“文革”期间,我在同学影响下自学英语,当时缺乏学习书本,母亲向一位老教授借来语法书,父亲则跑到外文书店,买来两报一刊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长篇社论的英文版,让我每天背一段。学英语后我对文字翻译感兴趣,在一个酷暑自己动手译起一位英文作家的中篇小说,名字不记得了,讲的是一条狗的感人故事。父亲便特意带我到翻译家、长篇小说《牛虻》译者李俍民家里请教如何学外文。李先生告诉我,要翻译好外文,最重要的是先学好中文。他说,你自己第一语言没学好,如何将外文表达得好?那次父子登门求教,收获至今难忘。

 徐问与父母亲在外滩合影

1986年,我参加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统考,拿到了律师执照,并在市政府机关工作。父亲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你的责任重大,业务水平必须好好提高。他联系我的大伯、民法专家徐开墅教授,让我一有空就到大伯家,旁听他给研究生的讲课。1988年,我去职考托福,申请自费留学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法学硕士,父亲知道后又是全力支持,鼓励我趁年轻到外面去看一看、闯一闯,他还用自己的稿费给我买了去旧金山的机票。我到美国后面临很多困难,父亲一直关注我,不断来信给予安慰鼓励。我在美创业后,父母亲四次到美探访,最长的一次居住了约一年,我陪父亲游历了许多城市,在一起谈论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在美国硅谷从事了近20年高科技风投基金的工作。父亲鼓励我说,你兼具中西方文化教育背景,了解中美法律,又熟悉中美两国的经济环境,如果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来,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好事情。在他支持下,我夜以继日工作,几乎每月都在中美之间当“空中飞人”。按理说,与父亲距离更近了,我们交流时间应该更多了,可是往往我的工作一展开就收不住。我一有时间就会去看父亲,最难忘2012年1月14日,临近春节,我和父亲一起吃饭,帮他解决一些家务事。临走时,父亲对我说:“徐问,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当时并没有反应过来,想着忙完这一阵,一定好好陪陪父亲。想不到1月19日父亲竟撒手离我们而去,他再也看不到我在事业上点点滴滴的进取和进步,每念及此,我痛心不已……

 父子聚少离多,但牵挂是一直的

 徐开垒在旧金山与儿子徐问一家合影,(左起)分别为徐开垒、徐问、王玲娣、徐承棠、徐婕妮

父亲笔耕了一辈子,从13岁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直到他去世那天上午还写了日记,坚守着七十几年如一日(“文革”期间除外)的习惯。然而再忙,我们总是他心里最大的牵挂。小时候家住黄浦区江西中路麦林大楼,离圆明园路上的文汇报社较近,父亲平时忙于工作,家务自然由母亲全包。每当我发烧生病,母亲到邻居家给父亲打电话,父亲总是立即赶到家里,背着我到山东中路上的仁济医院挂急诊。时光虽过去五六十年,我却还记得起自己伏在父亲背上,听得见他心跳的声音,也似乎还能感觉到我心里暖暖的。

 徐开垒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