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首任总行长竟然是寿县人!曾称霸整个上海滩!

晚清政府的高官中,其子弟能够在实业界有所作为的,实属不多。

其中比较著名的,首推李鸿章的终身幕僚、两江总督周馥的子孙——周学熙、周学辉、周叔、周志俊、周今觉等等。

他们三代人前仆后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实业集团,在北洋时期颇能呼风唤雨;

其次大概要数寿州孙氏家族了,出了孙传樾、孙多鑫、孙多森、孙多钰、孙多炎、孙元方、孙豫方、孙煜方、孙晋方等企业家,亦形成了有实力的家族集团。

周家的实业领袖是周学熙,孙家的首领则是孙多森。

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背景,原本是吃穿不愁的公子哥儿,但他们没有学晚清”八旗子弟”的样子,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苦的实业之路。

孙多森,安徽寿州人,李鸿章哥哥李翰章的外孙,孙家鼐哥哥的孙子。

也就是说,孙家鼐的哥哥与李鸿章的哥哥是亲家。

孙家鼐,是清朝咸丰九年的状元、光绪帝的老师,也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创办人。

他这一辈人中兄弟五个,都是读书人,出了一个状元、三个进士、一个举人。

所以安徽寿州有副对联讲孙家:”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

按说这样一个书香门弟,后代中应出大学问家才是,然而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使孙家子弟大都走向了实业。

这其中与孙多森的母亲李太夫人大有关系。所谓李太夫人,是李鸿章的侄女(即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的二小姐)。

受李鸿章办洋务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放,她不主张子孙后代走科举的老路,而要他们学洋文,办洋务。

她曾教育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

孙多森及其兄孙多鑫,按照其母的指引,在其父孙传樾去世之后,发奋创业,先去扬州,向姑夫何维键(著名盐商、扬州何园的主人)借了盐票办盐;

赚得了第一桶金后,1900年,孙多森、孙多鑫兄弟集资20万两银子,选择苏州河西段叉袋角河边,购地80亩,兴建了当时全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日产面粉2500包。

当时孙多森一眼就看准了机制面粉市场的利润空间和广阔前景。

他首先调查了当时海关进出口货物的情况,发现外国机制面粉的进口数量日见增多,每年要赚去国人 70 到 150 万两的关银。

虽然洋面粉的售价是土面粉的 4 倍,但因其色泽洁白、粉质细腻,仍然很受国人的欢迎。而当时,国家为了鼓励工商,还对面粉业给予免税的优惠。

虽然人生地不熟,但两兄弟还是毅然决定挥师东进、抢滩上海。

他们把厂址定在苏州河边,这里水陆交通便利,且地价便宜。同时,他还考察了英国人的增裕面粉厂。

这家外资厂光绪二十三年(1897)刚刚落成,正在试机出粉。孙家竟然有本事说动英国人,答应他们拿 300 担国产小麦试验。

孙多森派人在该厂呆了两天一夜,详细掌握了制粉的全过程,计算了成本和赢利,为孙家面粉厂刺探了军情。

光绪二十六年(1900),经过了两年的筹办,阜丰面粉厂正式开张了。

孙多鑫花 5 万两银子从美国买回机器,有钢磨16部,每天可出粉2500包,是英商增裕面粉厂的3倍。

除了外国设备和技术,精明的孙氏兄弟还敢于大胆吸纳国外人才参与管理,使阜丰厂的管理水平迅速提升。

面粉上市需要一个商标,孙氏兄弟想来想去,竟然叫作“自行车牌”,因为在当时的上海,自行车是个时髦的玩意,代表着速度,把自己的面粉事业比作自行车是个蓬勃向上的好兆头。

为了让自己的面粉迅速占领市场,孙家兄弟一上来就打了个价格战。

当时外国人的面粉厂用的全是进口的洋麦,阜丰厂则用洋麦和国麦混合,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而且价格便宜很多。

他们把面粉拆成几斤装的小包,一家家饮食店、点心店去推销,很快就成功地打开了局面。

至抗战爆发前,日产能力已经上升至26000包,约占当时整个上海日产面粉产量的20%左右,是全国最大的面粉厂。

之后,孙氏兄弟又在黑龙江、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创办分厂,孙氏兄弟也成了国内名副其实的“面粉大王”。

之后他又办起了银行,一是参与创办了中国银行;二是创办了孙氏家族的中孚银行。

乱世中出任中行第一任总裁

中国银行总行1912年8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孙多森于当年12月至1913年6月,出任第一任总裁。

他在位虽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那是个民国初建,南北对峙、政治形势非常紧张,财政上捉襟见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万事开头难的时期。

孙多森凭自己的胆识和智慧,办了几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其实在就任总裁之前,孙多森就做了一些实事。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晚清政府的大清银行。然而大清银行并不是完全的国家资本,而是有一半的民间资本(即商股)。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大清银行自然随之垮台。作为其中的 官股部分由 民国政府接收没有问题,而其中的商股怎么办?

新生的民国政权起初并不知道还有500万商股问题,于是引起大清银行股东们的巨大恐慌。

那时孙氏家族的亲戚中,有许多人是大清银行的股东,大家手里捏着大把的股票,心里非常着急,眼看有一夜间变成废纸的危险。

这时候股东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向孙中山先生呈文,要求新生的民国政府体恤民情,不要将大清银行没收,而建议改组为中国银行,只将原有的官股改收,保留商股,使当年的股东继为民国时期的股东,于国于民都有利。

但是新上任的财政总长 熊希龄不买“商股”们的账,他要把商股的股本,全部转换成存款存入中行,使中行变成全官股的国家银行。

这样一来,不仅商股股东们一下子都变成了存户,而且中国银行几乎变成了一个无股本的银行,因为原先的500万元官股已经耗尽,全靠500万元商股支撑。

如今商股变成了存款,那中国银行岂不成了无资本之银行?一个无本银行还会有什么社会信誉?

这不仅不会成为国家银行,而且其生存都会成为问题。熊希龄的决定顿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孙多森正在北京,他坚决支持了商股们的立场,多次为商股代表何世模出谋划策,并向北京的实权人物传递信息,施加影响。

在参议院会上内定将由周学熙继熊希龄之后任新财长时,他又抓住时机,积极向周学熙申明利害,促其抛弃熊财长的决定,而回到原先孙中山先生的决定上来。

待周正式上任时,商股联合会旧议重提,周学熙遂作出了“如有股东不愿改换 存单,仍愿改换中国银行股票者,亦听其便”的决定,终于使这一中行初建时的巨大矛盾得以理顺。

1912年9月,财政总长周学熙于财政部内设立了国家银行事务所,派 金邦平为总办、任命孙多森为会办。

周学熙于当年12月呈准袁世凯,将孙多森任命为中国银行管理(四个月后按《 章程》改称总裁)。

除旧布新,从制度上防止重大失误

他办银行,一是参与创办了中国银行;二是创办了孙氏家族的中孚银行。

孙多森上任后,鉴于中国银行不仅在用人上大多沿用大清银行的旧人,制度上也大多沿用旧式的 管理方法,遂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为银行的长远发展培养了许多新式人才……

关于总行内部机构的设置,中国银行开始时只有营业、文书、发行三局,另设秘书2人。孙多森上任后参照 日本银行的制度,将三局扩大为八个局。

为了防止工作人员 营私舞弊和工作差错,他特聘请了两位外国人担任 稽核员和司账员,直接向他本人负责。

这个稽核员的职位就是后来的总稽核的雏形。对于稽核工作的高度重视,后来形成了中国银行内部机构设置上的一大特点。

孙多森还主持修订了《中国银行条例》30条,是由民国财政部公布的第一个中国银行条例。

这些措施条例,无疑都从法律上很好的维护了银行的健康发展。

做官险些送命,从此弃官从商

可是袁世凯当政的北洋初期,实在是个天下大乱的年头,财政的极度困乏仍是当国的第一头痛大事, 财政部长换了一任又一任,公债发行了一批又一批,外债也一借再借,民心已丧尽。

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国银行,日子自然也难过极了。况且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势力,大搞军备,一再令孙多森为之筹办军饷,还抛出“ 善后大借款”,又派出刺客谋杀了革命党人 宋教仁,致使国内形势更加动荡。

孙多森自知这个“金融盘子”危机四伏,无心久留,在1913年5月周学熙辞去财政总长职务后,也于6月份辞去了中国银行总裁职务。

可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与南方国民党人的矛盾终于激化,竟一下子下令罢免了国民党籍的三个都督(广东 胡汉民、江西 李烈钧、安徽 柏文蔚)。

又以“皖人治皖”的名义,叫孙多森去填安徽都督的“空”,并兼民政长,又授予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及文宪章,以示宠络。

孙多森久在北方,对南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并未深入了解,于政坛事务远不及办实业来得得心应手,于是糊里糊涂上了老袁的贼船,还差点儿送了命。

他受任后只带了三位秘书(机要秘书方焕经、文秘 顾震福、庶务于从龙)和四个随从,共8个人轻装赴 安庆就任。

巧的是原先的安徽都督柏文蔚也是安徽寿县人,并且在孙家还担任过西席(孙家孙多枚的家塾老师),柏文蔚碍于情面,与之和为贵,交待了职守。

但是其他国民党人大为不服,在孙多森上任后的第七天,就爆发了兵变。

12月14日,国民党人李烈钧、黄兴、 陈其美等分别在江西、南京、上海发动反袁斗争。

15日,安徽驻军胡万泰( 旅长)在安庆发兵响应,鼓动安徽公民会及省议会要求孙多森辞都督职(仍保留民政长),拥柏文蔚复任都督兼临淮关总司令。

16日, 都督府被围,孙多森急电袁世凯及陆军部,请求调派第八师即日 拔营前来救援,并电请安徽军阀倪嗣冲出任 皖北司令。

然而,远水救不了近火,安徽已是国民党人的天下,胡万泰还是率兵打入了都督府,囚禁了孙多森及其随从,并扬言要把他们处死,以向袁世凯示威。

后来由柏文蔚出面调解,以孙之来皖“上命差遣,概不由己”,说“孙多森并无实力,杀之无足轻重,如果放了他,还能取信于天下”等等,终于幸免遇难。

最后由柏文蔚派出楚豫号炮艇,送他们到南京。而安徽方面另由国民党人孙孟戟接任都督。孙孟戟亦是孙氏家族的人,是孙多森的族弟。

袁世凯 鞭长莫及,未表同意,亦未公开反对,反正孙多森决不能再干了,也就算承认了 既成事实。

孙多森回到北京后再也不愿过问政事,不久即赴日本考察实业,数月才归,此后就一心一意地办实业,通惠实业公司、中国实业公司等均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

为了使这些公司在资金上得到保障,1916年他又创办了中孚银行。

创办孙氏家族的中孚银行

孙多森从1896年筹办阜丰面粉厂到1916年,创办了许多企业,但几乎每个企业都遇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因当时的银行业远远不能适应 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放款的数额少而且范围狭窄,利息又非常高。

孙多森意识到银行的至关重要,为使自己的企业能“活络”起来,在周学熙的支持下,于1916年11月创办了中孚银行。

他自任总经理,他在中国银行时的老搭档聂其炜(上海道聂缉的儿子、 曾国藩的外孙)任协理,卞白眉任总稽核。

总管理处初设在北京,总行设在上海,另在天津等处开设分行。

后来发现总行和总管理处分在二处极不方便,于是把两者归到天津北马路(即解放后天津中国银行的行址),后来又迁到万商云集的上海。

中孚银行为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初定资本100万元,后来增至200万元。

最初的60万官股是从通惠公司拨来的,其余商股都由孙多森凭他在实业界的影响,陆续招来,其中大多数是孙家和周家的亲戚,以及北洋官僚的亲戚朋友。

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中孚银行的股权几乎全被孙家人买去了。

聂其炜与孙多森一度合作不愉快,一气之下一走了之,致使银行实权全被孙家人掌握,所以中孚银行初为官商合办的商业银行,后来实际上成了孙氏家族的家族银行,为上海阜丰面粉厂、 新乡通丰面粉厂、山东济丰面粉厂、哈尔滨滨丰面粉厂调度资金。

尤其是在上海和武汉各以60万元建立的中孚大厦,轰动一时,在金融界声誉颇隆。

这一方面反映了孙多森强烈的家族利益观念,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官场的厌倦和失望。

中孚银行虽为商业银行,但经营的业务非常宽,有国内汇兑及 押汇、国外汇兑及押汇、 抵押放款、存款、私人保险箱、 贴现、代募各种债券、货币交换、买卖生金银。

其中代办国外汇兑业务(通过美国 花旗银行、运通银行和日本帝国银行代办),在国内属首创,是第一家特许经营外汇的商业银行,足可知中孚的实力。

由于中孚银行的创立,孙氏家族中出现了一批银行业人员,如孙元方、孙仲立、孙锡三、孙蔼仁、孙观方等。

中孚银行虽然后来遇到过几次大的危机,由于有阜丰面粉厂等经济实体作后盾,又有孙氏家族内部的合力,一直维持到全国解放, 公私合营后逐步归入国家工商银行。

孙多森1917年6月再次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裁,但因 张勋复辟,动局动荡,未去就职,后来即被免去,两年后病逝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