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寿命怎样延长?

书籍保护是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

不断创新的源泉和动力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历经简策、帛书卷子装、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演变,这既与书籍的制作材料、生产技术的发展变化有关,又与古人书籍保护的理念不断强化紧密相关。本文仅就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的演变与书籍保护的关系,略加剖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简策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始自简策。在纸发明之前,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也就是从商周到东晋的数千年中,中国古代书籍主要载体是竹木。简策意即编简成策,古人将竹木加工处理成狭长的简片,把若干简用绳编连起来即为策。

竹简在制作过程中还要经过“杀青”这一道工序,亦即烤干竹内的水分。新竹水分大,易腐朽生虫,保存时间短,因此制竹简时要用火烤干竹内水气,竹子随着水分的减少由青而黄,故称之为“杀青”,正如古人所云:“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

竹木简编连方式主要是用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普通者上下端编两道绳即可,若是长简,为牢固耐用,则需编三四道绳。根据考古实物,既有先写后编的情况,也有先编后写的情况。最常见的编绳为麻绳,也有少量的丝绳。

古人为保护正文少受磨损,开头两根常为空白简,称作赘简。赘简背面上端竖写篇名,便于检索;下端题书名,便于归类保存。简策一般卷起存放,以最末一简为轴,从左向右卷成一束,这样篇名、书名就露在外面,类似于今天的封面。把卷起的简策捆扎之后,或装在“帙”、“囊”里,或盛在筐篋中,以免散乱。

简策是中国最早的书籍装帧形式,它所体现的书籍保护理念对后世影响颇大,不断地被继承和发扬。如,赘简演变成护封、封面和扉页,“帙”、“囊”演变成“函套”等等。

帛书卷子装

中国蚕桑丝织业起源很早,王国维认为“至迟亦当在周季”缣帛即作为书籍的载体,与简牍并行。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帛书是战国中晚期的长沙子弹库“楚缯书”。

帛书与竹木简长期并行,虽然二者质地绝然不同,但帛书的装帧形式却在简策的影响下出现卷子装。卷子装的帛书一般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文字从上至下,由右至左。为使文字整齐,大致根据简的宽度用墨笔或朱笔划上界行,后来则用朱丝或乌丝织出,是为乌丝栏、朱丝栏。卷首仿照简策中的赘简,留下一段空白,保护正文不被磨损。卷尾粘以二三厘米宽的竹片作为轴心,将帛书像简策一样从左向右卷成一卷。这便是后来卷轴装的雏形。写在整幅缣帛上的帛书,卷收不便,只能折叠存放,天长日久,折处极易断裂,故这种方式不甚流行。

缣帛作为书籍的载体,优点是质地柔软,洁白易着色,可以随意折叠卷起,份量轻,便于携带,然而因为价格昂贵这一致命缺点,所以很难在民间通行。因此,考古发掘中竹木简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帛书。

卷轴装

纸作为书籍的载体可能始自西汉末年,与简帛并行使用数百年。由于纸张价廉物美,携带方便,逐渐取代了简帛的地位。东晋末年桓玄下令以纸代简,简牍和帛书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早期的纸书像帛书一样卷成一束,经过长期的发展,从书写到制卷形成一整套完备制度,即为两晋南北朝至五代时期(265—960)最为流行的卷轴装。存世的敦煌遗书,绝大多数都是卷轴装。

卷轴装书籍每纸的高度仿照竹木简的高度,即1尺,相当于26厘米,每纸的长度则有1.5尺(39厘米)、2尺(52厘米)两种。官府文书的纸幅要大一些,通常为30╳45厘米。纸上下划两道横线,间距为18至19厘米,然后均匀地划上乌丝栏,好似把纸区分成一支支简,间距在1.5至1.8厘米,便于行文整齐。标准的写卷每纸28行,行17字。比较讲究的书抄写之前纸张要“入黄”,即将纸张放到黄檗浸泡的水中染黄,这样可以防止虫蛀。

抄写经书时,卷首抄写题目、责任者,这个题目叫“首题”或“内题”,一般使用全称。卷尾抄写的题目使用简称,称“尾题”。尾题之后一般有题记。敦煌遗书百分之九十为佛经,题记内容包括年代、供养人和发愿文。

卷轴装书籍一般是顺序抄写,抄完一张,再抄一张,全书抄完之后,以卷为单位,依序粘贴连接成长卷。为方便卷舒,防止折损,卷尾加装木轴或竹轴。轴的长度略超过纸幅高,这样收卷之后,两端露出轴头。为保护正文不被磨损,正文前粘接一张白纸,也有粘接绢、绫等丝织品的,是为“褾”、“包首”。为保护卷首,在包首的前加装一根细竹条或木条,竹木条中间系一丝带,以便捆扎卷子,此为“带”。敦煌遗书卷首背面常书经名,称为“外题”,下面还常常写上所属寺院或个人。

为便于经书的保存和管理,一般把10卷或12卷为单位,用经帙包裹起来。经帙一般使用丝绸、麻布、皮纸或竹子制成。为便于翻检,在轴头上系一书签,题写书名和卷次,称为“签”。皇家图书的签一般使用象牙为原料,称为“牙签”。如此卷、轴、褾、带、帙、签等共同构成了完备的卷轴制度。

梵夹装

梵夹装是伴随着佛教一起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也是十九世纪中国引进西方书籍装订技术之前唯一引入的一种外国的书籍装帧形式。

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为古代印度的书籍提供了很好的载体,把表面光滑的贝多树叶裁成长方形并晾干,将写好的书叶按顺序排列,一张张摞在一起。晒干后的贝叶容易碎损,因此上下需要夹板保护。为确保书叶前后顺序不致混乱,在中间或两端连板带书叶穿一个或两个洞,穿绳绕捆。这种装帧形式传到中国,称为梵夹装。

在印度梵夹装的影响下,中国僧侣尝试着将汉译佛经制作成梵夹装形式,例如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思益梵天所问经》是目前所知敦煌文献中最典型的梵夹装,并且存有夹板。据此,我们可以知道采用梵夹装的佛经基本保持印度原貌,长方形的书叶一张张叠摞在一起,两面书写,上下夹板,打孔穿绳捆绑,翻叶方式如同印度梵夹装。英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中也存有多种梵夹装佛经,然而没有留下夹板。因为洞孔边有绳子磨损的痕迹,因此可以肯定曾用绳子捆绑过。

中国僧侣制作梵夹装佛经更多的是出于宗教的虔诚,而并非它比卷轴装更便利,更容易保护书籍。实际上,纸张的坚硬程度并不适宜制作梵夹装,穿洞时也会毁坏纸张和文献。然而,汉译佛经梵夹装的出现,影响巨大,意义非凡,一是书籍内容与装帧形式发生分离,中国的佛经出现独立的装帧形式。二是引入了印度梵夹装叶的概念,促进了书籍由卷轴装向册叶装的过渡。

经折装

经折装是中国古代佛教信众借鉴印度传统装帧方式梵夹装的优点,而对中国传统装帧形式卷轴装的一种改进,大约出现在唐中叶以后。傅咸(239-294年)的《纸赋》曾说卷轴装书籍的特点是“揽之则舒,舍之则卷”,于佛教信徒诵经不便。于是佛教信徒受印度梵夹装的启发,将原来卷轴装的佛经按一定行数和宽度均匀地左右连续折叠,前后粘加书皮。书皮一般用硬纸板或木板制作,用以保护书叶。这种装帧大量应用在佛经中,故称经折装。

现存最早的经折装实物发现于敦煌藏经洞,有的像梵夹装一样打孔穿洞,因为书叶是粘连在一起,无法像梵夹装一样阅读,这些孔并没有产生实际作用。有的甚至仅仅是在书叶上画一个圆圈。这些实物材料都说明经折装对梵夹装的强烈模仿意向。

经折装吸收了梵夹装容易翻检的优点,而且在保护书籍方面又有发展,如不需穿绳,对纸张没有损害,能延长书籍的寿命。而且经折装制作简便,利用这个方法,已有的卷轴装佛经能很容易改装成经折装。经折装与梵夹装相较的诸多优势,注定了其很快取代梵夹装,而成为佛经中最为通行的装帧形式(后来道教信徒也使用这种装帧形式),甚至现在很多寺院印制佛经仍然采用这一形式,其生命力之强,可见一斑。

旋风装

旋风装长期以来一直是书史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没有实物材料佐证,专家学者根据文献记载里的蛛丝马迹,各呈臆说,聚讼纷纭,向无定论。1980年,李致忠先生调查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于1981年发表了《古书旋风装考辨》第一次把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认为旋风装是在卷轴装盛行的唐代,为解决书籍的翻检方便,对卷轴装实行改进而形成的一种过渡的装帧形式,并没有形成规制。

此后不久,书史研究者从英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中发现S.6349《易三备》,并公认其为旋风装的固定形制。我们对该藏品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研究之后,认为旋风装它不是固定的装帧形式,而是为了携带和翻检的方便,将原有卷轴装断成数纸,在纸头左端加装木条固定(有的是在卷子中间粘连),再以木条为轴,统一卷起来的装帧形式,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装订,不能视为一种已经形成规制的装帧形式。但这种偶然的形式中蕴含着必然的因素,就是为满足人们使用和携带的方便,而从卷轴装中隐约出现了册叶装的萌芽,所以它是中国书籍装帧形式过渡的一个例子,不能称为旋风装的固定式样。

旋风装的装帧方式或许受到梵夹装的影响,试图突破卷轴装的形式,尝试创立一种全新的装帧形式,将所有的单叶按顺序摞起来,并装订粘连在一起,如同现代书籍一样,每一页都可以翻动,这样可以很容易翻检所需内容。然而它仍然无法摆脱卷轴装的影响,保留了很多共同的特征。

旋风装是根据自身特点而形成的一种不固定的、比较随意的装帧形式,因而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是书史发展的一个环节,一旦出现更适用的装帧形式,旋风装便退出历史舞台。

蝴蝶装

蝴蝶装简称蝶装,发端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印刷术普遍应用后的宋、元。其装帧方法是将抄好或印好的书叶,以有字的一面对折,背面向外、折口向右集齐作书背,形成书芯。书背用浆糊粘连,再用一张厚纸作为书皮包裹书背。书叶的形状,以及开合的样式,非常像蝴蝶的翅膀,因此这种装帧形式被形象地称为蝴蝶装。

蝴蝶装这种简洁明快的装帧形式与卷轴装、经折装相比更便于携带与阅读,特别是蝴蝶装没有限定于某个特殊的使用群体,而不像经折装仅限于佛教徒使用,这就意味着,它是能够完全取代卷轴装的最早的书籍装帧形式。

蝴蝶装在书籍保护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一是书皮是用硬纸板制作的,对版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二是文字朝里,版心集于书脊,余幅宽阔,有利于保护版框以内的文字,正如《明史·艺文志序》所云“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

蝴蝶装起源于写本时代,敦煌遗书即发现多种抄本蝶装书籍。由于蝴蝶装的纸张要折成两页,适应了雕版印刷术的特点,即两个连续的页码刻在一块板上,故能广泛流行于宋、辽、西夏、金、元。然而其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两页空白,同时蝶装书脊全用浆糊粘连,易于脱落,造成书叶散乱。针对蝶装的这些弱点,急需一种既便于翻阅而又更加牢固的新的装帧形式。

包背装

包背装是针对蝴蝶装书籍不便阅读、容易散开的弱点而创造出的一种装帧形式。其方法是一反蝴蝶装倒折书叶的方法,而将印好的书叶正折,字面向外,折口向左集齐作书口,在书脑余幅靠近书背处打眼订捻,形成书芯。书皮的装法同蝴蝶装书籍。包背装在南宋(1127——1279)完全取代蝴蝶装,流行时间很长,对现代书籍的装帧影响很大。

包背装用与蝴蝶装相反的折叶方法,空白页折在里面,装订后即无法看到,彻底解决了蝴蝶装每隔两页就有两个空白页的缺陷。使用纸捻穿订代替蝴蝶装所使用的浆糊粘贴,也解决了蝴蝶装容易散乱的不足。

线装

线装和包背装相似,区别只是前后书皮分开,各用一纸,用线和书芯装订在一起。这是为适应书籍的生产高度发展、提高工作效率而创造的一种装帧形式。线装从明代中叶以后成为我国书籍装帧的主要方式,不但式样美观、方便阅读,而且装订牢固,不易损坏。

线装书籍在明代后期盛行,然而它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很早。敦煌遗书中有些册叶书籍是穿线装订的,根据题记,可以知道是在唐代制作的,也就是说在明代线装书成熟600年前已出现萌芽,而且已有多种线装技术普遍应用。然而这种技术后来不知何故销声匿迹而未能延续下来。敦煌遗书中的一些线装书籍可能来自对蝴蝶装的穿线改装,蝶装书籍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容易脱叶散乱,因此为加固或修复已经脱落的蝶装书籍便使用了这种穿线装订的方式。

古人视书籍如生命,在书籍装帧设计中不断探索,不断改进,尽可能延长书籍的寿命。可以这样说,书籍保护是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不断创新的源泉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