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与帝国:中美博弈的三个问题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相对优势的减弱,所谓中美共治的说法在近几年的国际关系学界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相比于矛盾不可调和的修昔底德陷阱,这种符合人们关于帝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思维惯性的提法,似乎要更有利于促成一个稳定和平的新秩序,也正因为此它也受到了相当部分的中美学者的或明或暗的推崇。

甚至在许多人看来,中国之所以不接受美国人关于G2的提法,只不过是为了避免欧洲与俄罗斯的“不满”,而中国人所倡导的“新兴大国关系”,不过就是一种温和版的东西罗马对于地中海世界的瓜分与共治。

然而坦率来说,人类从历史当中所习得的似是而非的偏见常常比有益的智慧要多得多,中国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在外部环境上面临不同于东西罗马分治时所面临的具体情境,而且在内部结构上亦迥然不同于罗马世界的东-西之分,中国与美国不是同质的两部分,而是两种从意识形态到世界理念迥然不同却又高度重叠的政治现实。

认为这两种政治现实之间可以效仿历史上的帝国分治来处理关系,就和认为世界第一与世界第二之间必然发生大国对抗一样,是一种简单而懒惰的猜测。

我们必须在高度复杂的现实政治面前慎用历史的想象。

中美是共生的关系


尽管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不乏以对方为最主要假想敌的人群,中美之间也从来不缺少对抗与敌意,但事实上中美却是目前全球化当中,最大的两个受益者。

美国人靠着美元和硅谷,成功地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中国则凭借比较优势成为了全球市场三环:消费-制造业-原材料的中间区域的王者。

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稳定不仅符合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由于两个国家事实上处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不同的层级,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远大于竞争。

处于中端的中国实际上无法取代美国的位置,因为它无法提供美国如此之大的消费市场,也不具备提供世界货币:“美元”的能力。

正因为此,中国不可能离开美国而组织起自己自足的世界,因为中国甚至都无法消费自己的产能。由于中国的崛起主要依赖于自身巨大的产能,这意味着中国的崛起反而会加剧中国对于世界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的依赖。

尽管中国的国内市场增长迅速,但中国外向型的经济模式本质上却要求尽可能地控制劳动力价格,从而让内需的提振面临结构性的困难。

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涨已经引起了中国国内关于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普遍忧虑。中国正在维持出口竞争力与提振内需之间徘徊,因为世界工厂的成功有赖于劳动力的低廉,而劳动力的低廉又会限制内需的提振,从而让经济体对外部市场更加依赖。

为了维系这一体制的竞争力,中国政府必须以政府投资而非民间消费的模式去消耗世界工厂积累下的财富,这也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近几年,主要依靠的是政府投资而非自发内需的根本原因。

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全球化体系当中,中国与美国形成了中间制造业-顶端消费市场、技术市场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实质上成为了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这带来了中美双方都试图改变这种依赖以获得主动,又都对于对方改变这一关系的企图高度警惕的结果。

一方面,中国对于美国试图通过TPP构建新的轴心-中层的关系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这样的一种尝试将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中美共存的全球化体系。在中国看来,TPP的主要目的就是试图把中国从消费-制造-原材料的全球化体系当中边缘化,所谓的更高级别的全球化,比如限制国有企业、劳工自治、智慧产权与环保标准,都是用以排挤中国的政策工具,而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加速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对TPP的战略回应。

另一方面,美国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应,也反映出了美国对于中国绕开美国另起炉灶的担心。在2014年以后,美国有意识地制造南海的紧张局面,并以此牵制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增强,也与中国对TPP的反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斯巴达-雅典、苏联-美国不同,中美双方的共生关系,以及双方都欲自己摆脱而担心对方摆脱的心态,决定了中美双方很难落入外界所炒作的“修昔底德陷阱”,事实上,苏联-美国、斯巴达-雅典也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人员交流、经贸往来与政治合作。

在特朗普上台废除TPP之后,中美双方的关系无疑相较于奥巴马时代有了更良好的基础,尽管贸易摩擦似乎不可不免,但这种共生的关系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威胁。

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冲突将逐步减弱


由于中美在政治制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美之间的博弈尽管通常无可避免地被附加意识形态的色彩,但中美博弈的根本性原因还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由于巨大的体量,其融入世界的过程本身就在改变着世界的秩序,而美国作为这种秩序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显然更希望从维护这种秩序出发来限制中国、塑造中国。

意识形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作为塑造与限制的手段而提出的。

问题在于服务于目的的工具一旦被投入使用,其对目的本身就构成了某种限制与遮蔽。意识形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了美国对于真实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判断。对于美国而言,在改革开放30年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再认识已经成为非常重要而急迫的工作。

长期以来的政治实践证明,那种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解读已经严重脱离现实,在很多时候,它不过是糅合了“美式民主的偏见”与“冷战思维”的奇怪产物。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的竞争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现实利益的冲突,而是建筑在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敌意的基础上的观念冲突。

它主要建构在两个二分法上,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即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敌对;另一个则是价值观念上的敌对,即民主与专制的敌对。在这种简单的两分法上,一切现实利益都被重新进行了解读。

中国的发展,被解读成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因此发展本身即是对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威胁。中国的崛起被解读成了专制力量的上升,因此它本身即是对民主世界的挑战。

不管你从与魔鬼的交易中获取了多少丰厚的利益,魔鬼仍然是魔鬼,而且魔鬼通常在交易背后隐藏着难以为人所查知的阴谋。事实上,中国对美国的判断也同样存在类似的二分法,即“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敌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敌对”。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的偏见,让美国最终采取了亚太再平衡、围堵中国的危险策略,这个政策虽然认识到了中国是未来美国可能的主要竞争对手,却忽视了中美之间的巨大共同利益,以及中美之间绝不能仅仅按照冷战时期美-苏的方式来予以建构,因为美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不能像当年遏制苏联一样遏制中国。

这使得奥巴马的政策最终让美国陷入了政治挂帅、劳而无功的尴尬境地,除了将中俄成功地逼在了一起,让自己在叙利亚等一系列问题上灰头土脸,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收益。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特朗普的上台为美国走出对中国尤其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偏见,提供了一次机遇。对政治正确并不感冒的特朗普将美中关系重新定位于现实利益尤其是商贸利益,这固然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摩擦,但也为利益走出意识形态的遮蔽提供了可能。

这意味着在美中的博弈之中,意识形态的色彩很可能会逐步削弱,而成为一个边缘性话题。

中美双方对于全球化的理解存在着文化竞争


中国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中美博弈,在现实层面上被视为崛起大国对霸权大国的挑战,但由于二者的相互依存,这种挑战最终也许会为大国竞争提供一种新的范式,那就是在高度依存的全球体系当中对于全球化引领角色的竞争。

这更类似于制度的竞争与文化的竞争,谁的制度选择与文化心理更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谁就更有可能在长期的比较之中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获得领导的地位。就此而言,在国家层面,中美双方开展的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之争,在世界层面,中美双方开展的是天下模式-帝国模式的全球体系之争,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中美双方体现的其实是以儒家思想、人伦观念为中心价值的东方思想与基督教文化的竞争。

就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而言,中美双方虽然存在着深刻的制度差异,但在一些方面却存在着相互接近的迹象。

一方面,尽管中国政府在近几年加强了意识形态管控,但是改革开放、简政放权、建设法治国家,却成为中国国家制度建设最重要的目标,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很可能会加速中国国内的税制与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

另一方面,具有鲜明国家主义特征的中国模式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视为一种后发国家的权宜之计,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萧条的持续,这种模式在抵御危机、刺激经济发展、缓解市场失灵、推动新兴产业方面的优势却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特朗普的“大基建”计划实质上就非常类似于中国政府在2008年时所采取的4万亿强刺激。

就世界层面而言,美国孤立主义的回潮凸显了美国作为国家而非世界国家的根本特征。

特朗普言必称的美国第一,其实再明白不过地展现了美国虽然建立起了一个世界帝国,但实质仍然是一个封闭的民族国家。它仍然面临亨廷顿所谓的“我是谁”的终极追问。

与此相对的是,尽管中国就国家影响力而言,虽然在政治、安全与军事上还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大国,但中国对于世界的理解,却具有源自于漫长文化记忆的天下情怀。中国的世界观是一个高度包容、多样性的开放领域,它通过互惠与共存来降低维系世界秩序的成本,并提供一种高度多元的灵活治理模式,而“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是这种世界观的体现。

这种天下秩序虽然在秩序的强度上不能和世界帝国相比,但是在其治理的灵活性上与治理成本的低廉上却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

就精神层面而言,以基督教-个人结社为内核的美国社会与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对待现代性的不同方式。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一方面会为社会释放更多的活力,一方面也会让社会治理面临越来越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从而加剧社会的分裂,解构业已存在的社会共同体。儒家文化则面临另一重困境,那就是它虽然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一宗拟家庭的共同体想象,但也同时会带来压抑个人自由、遏制社会创造力的问题。

这两种文化的竞争,不同于雅典与斯巴达的竞争,这是因为与类似斯巴达公社的苏联文化不同,中国的集体主义从根本上讲是建立在人伦之上,而非斯巴达式的反对人伦的。

与诉诸于暴力来维系共同体的斯巴达、苏联不同,中国社会的东方集体主义主要是依靠道德责任感、家庭荣誉感来要求人们作出自我压抑。这意味着在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承担起家长对家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这也恰恰是中国的贤人政治、精英政治,始终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先进性而没有表现出拉美或印度般腐败的原因。从长远来看,中美两种文化的竞争,将为人类面临不同历史阶段的问题提供不同的试错机会,我们甚至不希望他们很快的分出胜负,因为这种竞争如果能够在相互尊重、彼此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其实对于人类走出福山所谓的政治溃败,将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本文《天下与帝国:中美博弈的三个问题》原载于《多维CN》。作者:储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