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中最深邃的道道竟然在这里

官场中最深邃的秘笈在于汇报

文笔好的人不一定懂得汇报

懂得汇报的诀窍者才算是深谙官场之道

万事如易

Tue.Oct.10

在湘军中,曾国藩和九弟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并肩作战的难兄难弟。曾国藩始终把兄弟俩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曾国藩对九弟是尽心倾力的,尤其是对这个涉官场不深的九弟言传身教不息。

教九弟写汇报,就是一个核心内容。那么,曾国藩传授给了九弟哪些关于汇报的独门秘笈呢?

第一,汇报越少越好。前面讲曾国藩高度重视汇报,然而并不是汇报越多越好。他告诉九弟:“弟奏事不必限定一月一次,有所陈则多奏,无所陈则少奏。遇有陈言之时,将军情顺便一说。其平日零星报仗及请恤请奖,弟均不必出奏,咨至余处转奏即可。”

有事多奏,无事少奏。就像写文章一样,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身为地方诸侯,所管的事都可称为国家大事,如果什么事都汇报,那至少说明这个领导分不清轻重大小,没有章法,眉毛胡子一把抓。

第二,三种情况不上报。哪三种情况呢?曾国藩明确告诉九弟,一是不轻易地将谣传之事上奏朝廷。即今天所讲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这事关一个人的政治鉴别力。二是不将尚未确定的事情向朝廷上奏。未定之事,变数难料。一旦上报,必有下文。不仅将自己置于被动之境,而且还有不稳重、欺骗上司之嫌。三是不将尚属计划中的设想轻易上奏朝廷。人们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别人的事如果有变化,那还情有可原;自己计划中的事做不到,说明你能力不够。

第三,多留心优秀的奏折。就是把别人写得好的奏折拿来多看,作范文。曾国藩这样教导九弟:

秋凉务闲之时试作二三篇,眼界不必太高,自谦不必太甚。上次惠甫、次卿二稿,只须改润一二十字,尽可去得。目下外间咨来之摺,惟浙沪湘三处较优,左、李、郭本素称好手也。此外如官、骆、沈、严、僧、吴、都、冯之摺,弟稍一留心即优为之。以后凡有咨送摺稿到弟处者,弟皆视如学生之文,圈点批抹。每摺看二次,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

秋天得空时可以试写几篇,但眼界不要太高,自谦不要太过。目前各地的奏折,有三个地方来的写得较好,就是浙江、上海和湖南。这三个地方的奏折分别出自闽浙总督左宗棠、江苏巡抚李鸿章和湖南巡抚幕僚郭昆焘(郭嵩焘的弟弟)之手。

这些人都是奏折高手,又熟悉官场内情。因此,我以后凡是有这些地方来的奏折都会抄给你。你要留心看一看,每个折子须看两遍,第一遍看其主旨和整体结构布局;第二遍推敲其遣词造句的工夫。每天看一两篇奏折,不用多久,对当下官场宦术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

老九在大哥的悉习教导下,果然长进不少。然而,他只关注奏折怎么写作,却疏忽了汇报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很深的官场宦术。因此,不久后,老九就闯了篓子。

咸丰十一年,在恭亲王奕訢主持下,总理衙门决定向西方国家购买数艘新式军舰,组成一支舰队,具体委托给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总代理的英国人李泰国去办理。结果发生了著名的“李泰国事件”。

李泰国很快就将军舰开到了中国,但是令国人吃惊的是,这军舰上还有一批哇哇乱叫的洋人。原来李泰国擅自代表清政府聘请了一个叫阿思本的英国军官做这支舰队的司令,由阿思本挑选了一批军官和海员成军队,并且规定船上只用洋人,不用中国人。这与恭亲王当初决定的由中国人当司令,英国人当副手,由中国人做海员,目的是要打造一支中国自己的海军的计划全然不同。总理衙门当然反对,但李泰国非常强硬,扬言不接受他的做法,就解散舰队。这一来,清廷的计划就要泡汤,不得不变卖军舰,蒙受损失。包括李泰国雇来的洋人遣散费和军舰在内,损失至少在七十万两银子。

清廷一下子懵了,怎么办?弈訢尴尬之下只好征求各地督抚大员的意见。九弟曾国荃也接到了朝廷的谕旨,请他发表意见。老九非常兴奋,这是大事啊,于是下了很大功夫写成奏折,直接报上去了,将大哥的嘱咐抛在了脑后。

老九的态度很明确,与其让洋人掌控这支海军,不如解散。他的理由很充分,“江边仅金陵一城未复,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藉轮船攻战之力。”这说得在不在理?当然在理,但其实老九真实的想法是不希望洋人来抢功。这与后来他多次拒绝李鸿章助攻金陵是一个意思。他要贪下这“天下第一功”。

本来他只需要表达这个意见就可以了,但是他大概是看到了朝廷对他的重视,于是替朝廷出了个主意。“轮船所需经费甚巨,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以资酌济。”老九的意思只解散洋人,军舰嘛花费不少,退掉可惜,不如留下来巡回海上。但这样必须裁掉沿海水师才可以补上这个窟窿。

老九正在为自己这个主意自鸣得意,却不料,这就让这件事的主角恭亲王面子上搁不下了。本来,这件事办砸了,恭亲王就下不了台,本来经费就紧张,多少纳税人的钱花冤枉了,责任当然得由他来负。

第一次讨论国家大事,老九哪里懂得这些道道?他替朝廷着想的主意,在恭亲王他们看来,无异于在指责决策者失误。

李鸿章就比老九高明许多,毕竟是从曾国藩身边锻炼出来的,他一看到老九的奏折,就直指问题所在。他信中说:“大疏请派轮船捕海盗,是李泰国七船结穴处。”原因很简单:“调停轮船一疏,此乃总理诸老疚心之事,不免触恼成怒,公然言之,致触忌讳”。

曾国藩也看到了老九的奏折,他心中叫苦不迭,写信给他:“弟十九日疏陈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辞,殊可不必。弟意系恐李泰国来金陵搅局攘功,何不以实情剀切入告?……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欺蒙宣宗,逮文宗朝已不能欺,今则更不宜欺矣。七船之事,余曾奏过三次,函咨两次,即不许李泰国助剿金陵、苏州。李少荃亦曾上书恭邸二次,计恭邸亦必内疚于心,特以发贼未灭,不欲再树大敌,故隐忍而出此耳。”

曾国藩的意见其实和老九等人一致,即持解散的态度。但他非常理解恭亲王也是想解散军舰,目的其实是在帮曾国藩兄弟。曾、李和恭亲王都有意成全老九独享其功,故而持解散论,否则这支军舰必然来助功金陵和苏州,不可能花这么多钱去捕什么海盗。

曾国藩回复北京就要高明得多,“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万之用款,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也。”

看看,在处理洋务问题上一直持大事寸步不让态度的曾国藩,却有意将这件大事看小,甚至将坏事变成好事,使洋人失其所恃,折其骄气,花这点钱值得。这等于不仅替恭亲王圆了场,大事化小,而且还替他挽回了面子。这一切,久历官场的恭亲王对此心领神会,为此还专门给曾国藩写信,表示钦佩。

老九刚开始还不服,当朝廷的批文下来后,他才傻眼了:“曾围荃未到浙江巡抚之任,嗣后军务与杨岳斌、彭玉麟一律由曾国藩奏报,毋庸单衔具奏。”

一句话将老九单独汇报的权力给收回去了。既然你小子不懂事,那还是让你大哥来代你为之吧。不轻不重地敲打了老九一回。这滋味老九心里好受吗?

经历过这件事之后,老九才真正明白,汇报不是那么简单易学的事,官场宦术的精华与秘诀全在此一关节上。今人也应当明白,不是你文笔有多好,就能作好汇报的,还必须了解官场的套路和其中的人物关节。老九这一课值得我们现代人好好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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