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 因“骨髓肿”病死。其夫人为陈璧君。1945年8月16日,汪精卫政权宣布解散。

生平经历
​1883年5月4日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
1905年~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
1910年3月,谋杀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1925年3月孙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 ,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精卫被举为首领。
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
1931年,汪精卫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介石、汪精卫再次合作。
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1936年西安事变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介石回南京后,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938年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
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去世。
折叠少年岁月
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
“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注:见《汪精卫自述》,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注:见黄美真等《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折叠文化氛围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
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兆@①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折叠教馆经历
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很大。
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
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可是,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
折叠谋刺载沣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注:见王俯民《孙中山详传》,广播电视出版社版,第470页。)对陶、章则揭穿其谬误。
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易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侮辱,回击对同盟会革命之心怀疑,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
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也获释。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因晚节不保,已无人记诵。
汪精卫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注: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第26页。)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委曲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
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直至1917年孙第一次护法,汪才回国归队,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孙召,再回国参加孙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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